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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緣何出現“糾錯”呼吁

2019-08-06 16:25:00 來源:今日中國 作者:本刊特約評論員 張旭東 【關閉】 【打印】

  大國博弈歷史值得深入反思

  常言道,讀史使人明智。國際關系的歷史,特別是大國博弈的歷史,對于當前中美關系的發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美國總統羅斯福并未將蘇聯看作敵人或當時國際秩序的挑戰者。恰恰相反,蘇聯的參與是構筑決定戰后世界秩序的雅爾塔體系的必要條件。在當時的美國外交決策層看來,美蘇關系可以延續傳統大國關系的模式,雙方通過可控的競爭,協調彼此的利益,相互承認對方的勢力范圍,共同維護全球的戰略穩定。 

  然而,二戰結束后初期,羅斯福總統的去世和杜魯門總統的繼任使得美國決策者對蘇戰略認知發生顯著改變,再加上美蘇在一系列問題上的摩擦和誤解,雙方對對方戰略意圖的判斷急劇惡化。在“敵我”二元思維的慣性下,兩國很快就走上了對抗之路,矛盾和沖突伴隨著冷戰的推進而螺旋上升。 

  短短幾年間,美國和蘇聯從在同一戰線上對抗法西斯的盟友,變成了在政治、經濟、安全乃至意識形態領域全方位競爭和對抗的敵人。這種急速的轉變給人類的歷史帶來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其本身十分值得反思:美蘇關系是否宿命般地必然走向對抗?美國與蘇聯的競爭是傳統大國關系的一部分,還是秩序締造者與顛覆者間“你死我活”的較量?以史為鑒,建交40周年的中美關系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需要回望美蘇半個多世紀前那段歷史并汲取深刻的教訓。 

  有一位名叫喬治·沃克的捷克年輕詩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寫下這樣的詩句:“世界是一個圓形的整體,像一顆心臟,如果將它分為兩半,就必定會死亡。”這句詩,實際上與中美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的建設性力量的看法是一致的。作為世界排名前兩位的經濟體和具有突出全球影響力的大國,美國和中國如今都面臨著一項共同的課題:如何看待自己的世界大國地位以及如何運用這些地位帶來的權力。 

  相較冷戰歲月,如今大國領導人有更多的機會通過雙邊和多邊場合進行接觸并實現會晤,也可以通過電話和書信等方式及時溝通,信息化和全球化使國家間的利益聯系更為緊密,交流也更為便利。同時,各種全球性問題也表明人類命運面臨著諸多共同性挑戰,包括氣候變化、核擴散、恐怖主義、能源安全等議題都需要各國尤其是大國之間的緊密協作加以應對。 


2019年7月31日,第12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將在上海舉行

  戰略誤判可能加劇對抗風險

  然而,人們憂心地看到,中美關系的不穩定性在加劇,各種摩擦和沖突在范圍和烈度上都朝著更加惡化的方向發展,而維護這一雙邊關系積極發展的因素則被不斷削弱。當前,兩國戰略界對對方國家的認知,尤其是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認知,呈現出誤判愈發嚴重的態勢。例如,在白宮前首席戰略師斯蒂芬·班農的幫助下,曾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打著“抗擊蘇聯威脅”旗號活動的美國“應對當前危險委員會”重新活躍起來,并將矛頭直指中國。 

  曾在特朗普政府擔任代理助理國務卿的董云裳近期在彭博新聞社網站發表的題為《對華新共識?大錯特錯》的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批評了特朗普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犯下的許多錯誤。她指出,即使在冷戰最緊張的日子里,美國政府也沒有對蘇聯采取如此盲目、近乎幼稚的敵對態度。她舉例稱,特朗普政府的內閣官員尖酸地抨擊中國在其他國家建設基礎設施;聯邦調查局局長稱中國“整個社會都構成威脅”;國務院的一名高級外交官員更是認為美國卷入的是“文明的沖突”,因為中國“不屬于白人國家”;美國在中國領土附近的海空行動每天都會引發高風險的“貓和老鼠”游戲;還有美國的官員公開指責兩國已經開打“網絡戰”。董云裳明確表示,美國不能用胡言亂語和含蓄恫嚇來代替嚴肅的外交工作。 

  美國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基歐漢用他的觀察解釋了特朗普政府為何不善于精細的外交運作。他認為,特朗普總統習慣依靠“本能”做決定,“對于如何要價有天然的敏銳直覺”,其過往的經歷和個人天性令他只能理解“兩個人的游戲”,同時對個人影響力過度自信,但不了解很多問題的“深層次內涵”,對多邊關系及整體效應也不十分清楚,“正因為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顯得頗為粗糙”。 

  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提醒美國政界,當前美國面臨著深陷“反華紅色恐慌”的風險:趕走華裔人才,并有可能毀掉兩國間僅存的善意。她還表示,“我們以前犯過這種錯誤,是在冷戰時期。我認為我們不應再犯。”美國的一些學者擔心,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大行其道、煽動“紅色恐慌”的“麥卡錫主義”會卷土重來。 

  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轉向和決策層“中國觀”的消極變化,不僅引起了中國政府和學術界的廣泛擔憂,也令美國外交政策界的許多資深官員和知名學者憂心忡忡。基于這樣的背景,美國對華政策辯論出現了“糾錯”的理性呼聲。 

  百位人士聯名反對視中國為敵

  2019年7月3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刊登了一篇由100位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學者和前政府官員聯名簽署的公開信。此信大約從2019年5月中旬開始準備,當時正值中美經貿磋商明顯受挫之際。這封寫給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國會議員的信,就如同其簡短有力的標題一樣,表達了美國對華政策辯論中一個引發越來越強共鳴的看法:中國不是敵人。 

  這封公開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奧巴馬總統執政后期開始,美國對華政策的大討論總體呈現了一種非常消極的景象:一方面,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失望情緒加重,對美國過往40年來對華政策的大方向提出強烈質疑;另一方面,對中國的定位從“伙伴”向“競爭對手”甚至“敵人”過渡,普遍呼吁對華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立場。在這場辯論中,華盛頓相較其他各州政府,在對華態度方面顯得格外不友好,中美關系伴隨著美國國內反華勢力愈發肆無忌憚的“妖魔化”中國行動而不斷出現新的波折。 

  就在中美關系再次面臨重大考驗之際,美國的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和長期致力于發展中美關系的外交家們意識到了局勢的緊迫性,罕見地集體發聲,堅決反對“與中國為敵”的美國對華政策傾向,試圖為美國對華政策辯論“糾錯”,呼吁特朗普政府重新采取一種建設性的同中國相處之道,而這對于美國和全世界都更加有利。 

  這封包含七點主張的信件,有三個突出的要點:第一,指出美國對華政策的定位和判斷錯誤。在信中,聯署人明確強調:“我們并不認為北京是必須從方方面面進行對抗的經濟敵人或重大國家安全威脅”,同時還強調美國“對北京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的擔憂被夸大了”。在軍事安全方面,信中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在全球占據主導地位的軍事大國還面臨許多障礙;而在全球秩序方面,中國也不尋求推翻這一秩序中至關重要的經濟和其他因素。 

  第二,指出美國政府現行對華政策的許多做法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信中強調,許多中國官員和其他精英知道,以溫和、務實和真誠合作的態度與西方交往符合中國的利益,而華盛頓對待北京的敵對立場削弱了這些呼聲的影響力。美國把中國當作敵人并使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脫鉤,不僅將破壞美國的國際作用和聲譽,還會削弱自己與盟友的聯系,最終孤立了自己,而不是中國。在國際秩序中,對中國扮演角色采取零和博弈的策略,只會使得中國要么脫離這個體系,要么支持一種有損于西方利益的四分五裂的全球秩序。 

  第三,指出美國制定對華政策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和方法。信件的聯署人認為,成功的美國對華戰略必須基于實事求是地評價中國的觀念、利益、目標和行為,基于將美國及其盟友的資源與政策目標和利益進行準確的匹配,基于美國重新致力于增強它自身作為他國榜樣的才干。信中總結道,歸根結底,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是重振美國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有效競爭的能力并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不是適得其反地千方百計破壞和遏制中國與世界的交往。 

  可以說,“定位判斷錯誤”“政策適得其反”“忽視自我進取”和“壓迫疏遠盟友”是這封信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的四項主要批評,而政策建議也主要從這四個方面有針對性地提出。對于這封信的內容,從中國角度看,其依然存在對中國的一些指責,并強調要對中國的行為所引起的“不安”采取強有力的回應,這都是我們必須加以清醒認識的。換言之,此信并不意味著參與聯署的美國學者和官員對美國現行對華戰略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我們更不能一廂情愿地認為上述意見會主要從對中國有利的角度出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封信發出后,也有一些美國的政客和軍事、情報領域的官員,同樣聯名寫信與上面這封信唱反調,要求對華更加強硬。因此,我們既應該看到,美國對華政策討論出現“糾錯”呼聲,是一種基于美國國家利益的理性分析,體現具有深厚中國問題研究經驗和處理中美外交關系經驗的資深學者與官員的深思熟慮,也應該看到美國對華政策討論中的雜音依然很多,分歧依然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堅持中美關系“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的理念,促進雙邊關系的“協調、穩定、合作”,減少雙方的戰略誤判,需要兩國進一步加強戰略溝通,拓展合作的空間,妥善管控分歧。 

   合作依然是中美的最佳選擇

  學者基歐漢認為,目前中美相對實力正在發生變化,兩者之間的差距在不斷縮小,這種趨勢有可能一直持續到本世紀的40年代,而當前世界從貿易規則到地緣政治都建立在美國主宰世界、中國實力較弱的基礎上,這意味著雙方未來“相互適應”的過程將是一個中國獲得更大影響力、更多話語權的過程。美國自然不會樂見主導權被削弱,“相互適應”的過程必然充滿曲折。在基歐漢看來,美國最為在意的一點是,中國是不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大國,也就是說中國的崛起是否會對美國的霸權構成威脅,而中國也要考慮的基本戰略問題是,如何在對美關系中定位自己。 

  董云裳通過自己的觀察認為,中國想要得到的是持久的穩定和經濟繁榮與增長,而這些都是“中國夢”的關鍵要素。中國參與全球經濟也給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增長和發展帶來好處,即使這些益處并不均衡,也可以通過談判而非關稅戰的方式來加以解決。董云裳尖銳地批評特朗普政府稱,其針對中國的指責、挑釁、威脅和怠慢正在產生可想而知的效果。美國積極尋求妨礙世界1/5人口取得進步,這是在樹立怎樣的光輝榜樣? 

  董云裳的批評與美國前總統老布什之子尼爾·布什的看法頗有相似之處。身為美國喬治·布什美中關系基金會主席的尼爾·布什在前不久的一次演講中指出:“中國不是美國的經濟敵人或攸關生死存亡的國家安全威脅……對中國進行妖魔化是美國正在抬頭的民族主義煽動所致。這種情緒明顯體現在反移民、反華人、支持美國優先的言論中。” 

  同樣值得引起重視的是,2019年6月下旬,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表了一份題為《反思美中競爭:下一代視角》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4位研究中國問題的新一代外交政策學者就中美關系進行了探討。他們認為,冷戰模式對于當前的形勢具有局限性,拙劣的類比可能會導致糟糕的決策。然而,這種謹慎態度不應阻止學者們反思冷戰歷史,以吸取適用于當前的教訓。另外,他們還認為,雖然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在一開始制造了一些緊張和敵對的領域,但不應該認為所有的競爭領域都會導致惡性循環。 

  歷史證明,合作對中美兩國而言是最佳的選擇,而美國對華政策大討論中“糾錯”的呼聲愈發高漲,堅持理性客觀對待中國的意見贏得越來越多的支持,有利于美國決策層中存在扭曲和誤解的中國觀被糾偏,更有助于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的發展。 

  2019年7月3031日,中美雙方在上海舉行了第12輪經貿磋商。選擇上海作為此輪磋商的地點,一來讓雙方的經貿團隊能回望1972年兩國簽署《上海公報》所彰顯的合作精神,二來體現讓談判聚焦經貿議題而降低政治干擾之意。雙方在中國根據自身發展需求購買美國農產品和美方為此創造便利條件等方面達成了共識,同時商定2019年9月在華盛頓繼續進行下一輪經貿磋商。堅持談下去,就有成功的希望。中美要達成一份平衡互利的高質量協議,需要雙方相向而行,而不能指望施壓能產生“奇效”。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美40年的交往和相處之道已充分證明這一古訓的意義,但愿美方決策者能認真聽取其國內對華政策辯論的理性呼聲,因為合作是中美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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